Tag: 建党伟业

中国共产党的80年，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其政党的从无到有，对华夏大地政权的夺取，以及彻头彻尾的大革命无不彰显建立、维持以及发展一个政党的困难重重。内患外忧之下，第一批共产党人经历了怎样的觉醒和抗争，做了怎样的努力，突破了怎样的精神和现实枷锁，有哪些斗争经验？《建党伟业》一片，通过活生生的画面再现，生动的向观众介绍了这一历史时期。 革命不该寄希望于走与既得利益者妥协的捷径 19世纪中叶的中国，饱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甘屈辱的孙中山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他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由于中国旧社会性质未能改变，中国的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新途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枪声，随后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抵燕京，16日组织新内阁。自此袁世凯成为清廷代表，掌握军机大全，正面与革命党交锋。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与其谈判。而革命党人亦认为袁是能领导中国的有力领袖。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选出孙文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孙文就任。1月16日，袁世凯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侍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帅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幼帝溥仪退位，清朝于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袁世凯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大既得利益者，革命党人只看到其领导能力，忽视了其掌权多时，惯于作威作福，与革命党人缺乏共同语言，却机缘巧合之下受重用，为将来中华民国的政权动荡买下了伏笔。 宪法为纲。警惕恣意修改法律，有法不依。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内阁代大总统对国会负责，使大总统成为空有其名而无实权的虚职。并规定大总统到南京就职，袁世凯随后给南京临时政府复电，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 ，袁世凯的电报公布后，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孙中山接到电报后与临时参议院讨论，最后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结果参议院以二十票的压倒多数否决了孙中山定都南京的主张，但孙中山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在黄兴声称要率宪兵队进参议院把所有同盟会的议员们绑缚起来的威胁和老会员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又重新投票，最终以十九票对十七票的结果通过了以南京作为临时政府地点的决议，并派以蔡元培为团长的专使团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绝对的权力会滋生绝对的腐败 孙中山在此处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用人却不能不疑人，为了对袁世凯进行制约，修改了宪法；在需要定都南京时，却不惜动用武力改变已经由宪法规定的合法程序通过的决议。这种将法律视为儿戏，呼之即来，用完即弃的不严肃态度，与中国共产党宣称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形成鲜明对比，先进性上差一大截。历史的大潮涤荡，人民用自己的选择呼吁、证明了只有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执政党才是好的执政党。 用武力创造民主，但用民主维护民主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由同盟会为骨干组成的国民党获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 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後去世。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获，同时被搜出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通讯。袁世凯则被认为暗杀背后的策动者。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 时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裁的孙中山于事发后立即中断在日本的访问，返回中国，于上海开会，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部分领导人(如黄兴)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 孙中山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党内反对派黄兴等人循法律解决的意见，贸然发动所谓“二次革命”，使刚刚具有公开、合法性的政党政治毁于暴力革命的失败。于是，国民党得到一个恶谥:“暴民专制”。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指出，这是它的“自杀之政策”造成的。 马丁。路德。金认为:“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 袁伟时指出:“政治领袖的抉择，可以深刻地影响历史发展的面貌……如果政治家拒绝兵戎相见，坚持以政治斗争、法律手段和诉诸公民的理性和良知的方式解决纷争，中国的政治家和公民就有可能逐步净化和提高自己，从而逐步把中国社会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袁世凯固然由早年积极推行新政的满清开明官僚堕落为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专制独裁者，而孙中山首开民国滥用武力、以刀枪分“是非”之先河，对此后一系列接踵而来的武人干政、军阀混战事件实难辞其咎。 一切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必将为人民所唾弃 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出袁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0月14日，由国会编制的《天坛宪法草案》脱稿，草案相当多地扩大了总统的权限。然而，袁世凯对《天坛宪法草案》并不满意。他在《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中重申以前所提出的理由，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以便总揽政务之统一。但国会将大总统的提案置于勿庸讨论之境地，国会无视《临时约法》规定的临时大总统向议会咨询的权力，并在此后再三拒绝听取袁世凯政府方面的陈述。 袁世凯的意见遭到国会的全部堵塞之后，他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争取国会外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各省军民长官在“条陈电复”中均附和袁世凯的意见，主张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及《天坛宪法草案》。 11月4日，袁世凯以“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致使国会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制定宪法的工作陷入停顿状态。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之后袁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对大总统的产生和任期都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中华民国约法》使大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终篡改共和制为帝制，登基称帝。 自此，袁世凯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封建思想对至高权力的贪婪嘴脸，毫不知耻的撤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不知何为民主，妄谈人民权力，不知何为统治，只知自我满足，鱼肉百姓，中饱私囊，任人唯亲，欺上瞒下！哦不对，他已经没有上了。这样的袁世凯政府，要他何用？！不出所料，我们看到历史的洪流像抛弃一切落后、腐败不得民心的政府一样，再一次抛弃了他。 不畏强权，为理想而斗争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学生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经过这场运动，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强大力量，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并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也建立了旅日、旅法支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七个地区的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参加了会议。 第一批共产党人，心怀共同梦想，又能为共同梦想而奋斗、献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非法集会，处处受到当权政府的镇压。但是他们不怕！强权不可怕，强权政府也有他们的遮羞布，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均诉诸民主，勇敢而机智的共产党人，巧妙的与当时政府强权周旋，高举合法集会、合法游行、合法新闻自由的民主武器，攻其软肋，让政府无所适从，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政府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因为规矩是他们自己写在宪法里面的，加以阻止就是不要脸，政府可不能不要脸。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当时很多年轻的共产党人还是学生身份，政府又不杀学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这样与敌对落后势力斗智斗勇保全了革命火种，最终可以燎原。 后勤保障工作很重要 中共一大的会议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这一点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对现在的影响只是嘉兴南湖上面多了一个红色旅游基地，但是从中可以获取很多经验，这些经验比较浅显易懂，我就不一一说明了，在此罗列如下： 注重保密工作，选择高效、可靠、破解困难的加密算法。 采用高科技、可靠性高对使用范围内骚扰性小的集会方式，比如使用耳麦和视频通讯系统，这样比开party对邻居的骚扰要小，避免了潜在的敌人的窃听。 后勤工作要做到位，如果一开始就有更可靠的地点(比如某个湖的某个船上，不仅不会被窃听，也很难搜捕，很难取证，连警犬都闻不到)，那么就不要图便宜，找闹市区的房子来开会，这样虽然价钱便宜一点，但是得不偿失。做行政工作的同志们一定要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