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不寻常的要上班的周六。

起床扫了眼琅琊榜，送小兔到地铁站，带着爱心便当走路上班。只是上班的内容不太愉快，除了休假的几位，简直各个都是蠢蛋。晚上回家，除了例行的健康晚餐，还是偷吃了几口米粉和肉松蛋卷。然后发现居然被扣了工资，妈的股东的钱也敢扣啊。支付宝的资金继续撤出，半个多月来第三次遭遇了余额支付功能关闭，这破东西真是烦透了。

 

我的可追溯的记忆是从90年开始的，这才是正经的90后。

90年9月，我上了学前班。坐北朝南的教学楼一楼最东头的教室，一屋子的娃娃拼命背着手，那场面，是个人生的分水岭。

学前班入学发了一个带表盘和算盘珠的玩意儿做数学教具，数学老师范老师告诉我们把时针和分针都指到6就是6点半了，我问难道不应该时针再多拨半格么，范老师说她教得才是对的，明目张胆对着没文化的人扯淡。学前班下午只上两节课，排着队走出校门的时候看着那帮高年级学生幸灾乐祸的时候可没想过，这祸也会落到自己身上了。

孩子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因此日子过得特别慢。升了一年级，教室搬到了2楼，下课的时候便会跑到学前班的教室挥舞着教鞭耀武扬威要他们坐好听话，他们也就真的坐好听话=_=b 便在这其中的某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上课铃响，我跑出人家的教室，拉开走廊上的大门打算跑回自己教室，抬头看到同班李红——男生，妈妈卖菜为生，不知道是谁给我灌输了这么三观不正的记忆——指着我头顶满脸惊愕喊着什么，停下脚步给他一张疑问脸想听清些，于是没躲开脑床上松动掉下的两块玻璃。当时倒不是很疼，但是用手捂了一下脑袋，觉得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花花涌出来，伸手一看，满手是血，撒了一地，当时我就懵逼了！班主任张香花很快就被惊动下来了，骑着自行车带我去了医院，坐在车座后面，我貌似还挺高兴不用上课了。妈妈也很快赶到医院了——忘了说，90年应该是我爸去北京读研究生的那年——但是能想象么？当时我的心情是“不敢哭”，因为觉得自己闯祸了，我妈也确实黑着个脸。给我缝针的医生貌似就住我家楼下一楼(也就是说，那时候我家已经住在2单元3楼了)，头上两个伤口，一个三针一个两针，至今长不出头发，留下了惠丰战士的臆想的诨名——根本没有人这么叫我。伤口还没长好，我妈就赶着让我上学了，因为头上还有纱布绷带，那阵子是用姥姥的白帽子固定的。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中老年妇女中怎么会流行这种伊斯兰风情的饰品。

小学大多是一套教师班子带一届学生，班主任语文老师张老师 数学老师贾老师配套带了我们两年，但孩子一共也没活几个两年所以感觉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期间，有第一次考试(被问能不能拿双百心想那些弱智题目怎么可能做错结果各做错两道题拿了双98)，第一次拿三好学生第一次拿十佳少年(往家里挣了一套共6个玻璃杯子)，数学考试考了79分被贾老师说“这简直就像个差学生了”(怎么难道我应该是个好学生么？)之类的奇怪的记忆。

班上有个叫江丽蓉的长得挺糙家里条件养得挺好的女生不知为啥混上了班长，总爱趁老师不在揍人，真揍。但她画画儿特别“好”，常被树个典型出个作品什么的。这期间所有语文数学以外的老师都一副路人命除了一个年纪还颇大的美术老师，但奇怪我只有她教我们叠纸兔子教我们用铅笔花贴画的记忆。

加入少先队那时候特别水，所有人都要加。宣誓那天下午，直到最后一刻我还在补作业，然后把一杆漂亮的自动铅笔夹在两本书中间上楼去宣誓，回来就丢了。

那时候大家玩的游戏是“背人打架”，有个附近村里的同学年纪大些个头高身体壮，叫闫亮，背人很容易赢。我只记得让他背过一次就再也不了，因为他身上臭。

有个女生叫闫丽娜，印象中各种稳重，但某次下雨溅了泥点子翻了脸；有个女生叫路晓燕，家里做工程包公，虽然在农村但估计很有钱，有次把她的雨伞向上推到了底谁知再也收不回来，愣是不依不饶告到了我家；有个叫李锦慧的，我偷过她一盒彩笔……三只手啊三只手，这么小就偷东西，我居然没成惯犯。有个叫许云的，一头大辫子;王超，我舅妈的同事的小孩，“别人家孩子”。

许是我当时长得可爱，厂里有个市里的演出，一个小哑剧，大概是一家父母逼孩子学这个学那个最后一团糟这么个意思，不知道谁托了什么路子，去演了这个小朋友的角色。一段时间日日翘课排练，时候还多了一对儿“父母”。

应该还是这阵子，我还险些走丢一次。妈妈在商场里藏起来逗我，逗了几次就把我逗没了，搞到报了警，好在后来只是虚惊一场：我奇妙地穿过马路在对面商店和蔼的阿姨照顾下，除了“我家在三楼”什么都答不出。

那个时候周六还是要上半天班的，亦或是单双周切换单休和双休，反正一先一后。周六上班，是个很寻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