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同意。

但是这句话后面隐藏的大众主观情绪,我则完全不同意。我接收到的情绪是“有兴趣没用,做事要专注和持之以恒!”。

这对么?我觉得这里充斥着诡辩。

兴趣也有时效性,也有短暂的兴趣和持之以恒的兴趣,这并不是互斥的概念。

专注和持之以恒的目的又是什么?是“成功”?那首先要明确,追求“成功”是大家的共识。

成功是共识么?至少在名义上是的,不然那么多成功学和心灵鸡汤也不会大行其道。可我觉得,都是表面光鲜罢了。

生活,就是生出来,活下去,死掉。只有让自己开心,才是唯一重要也是唯一可以改变的事情。

我觉得兴趣,才是唯一的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的——比如成功——的条件。

所以为什么长大了如何如何从小“培养兴趣”也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

兴趣的确遍地都是,这不是好事。兴趣越少,才越容易专注,容易满足。

其实如果小时候在大厂矿呆过,应该知道会有质检处、检验处之类的一个单位,其实这就是测试。

打个比方说,王二造了个东西,随便什么东西,为了好比划我们不妨说是一个板凳。王二造这个板凳出来当然是给人坐的,那么造出来以后卖出去之前,王二肯定要坐一坐,坐着没问题才会拿出去卖。这里的坐一坐就是测试工作。可能觉得这个测试工作也未免太简单了。没错,是非常简单,这是因为板凳的功能就非常简单。测试的工作量是与需求量直接相关的。

我们假设说王二的板凳卖得不错,广销村内外,顾客渐渐多起来。顾客一多,就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出现,比如老姚家的儿子需要一个高一点的,小三的弟弟需要一个矮一点儿的,有人需要能防水的,有人需要能当跳跳鼠用的。一开始王二来一个需求做一个凳子,顾客上门来坐一坐,觉得合适就买走了。后来王二慢慢觉得麻烦,设计了一个高低可调防水还能拆出弹簧腿来跳跳鼠的板凳,一次性满足所有要求。由于并不知道哪把椅子是卖给哪一个人的这四样要求,所以需要保证每把椅子都能满足这三件事情,于是测试量增加了,王二雇了一个小弟专门坐板凳。测试工作分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批量生产和标准化需求。

小弟工作得力,王二的销路打开得也好,产品越做越大。顾客陆陆续续反馈回各种各样的需求,王二一股脑的照单全收,包括可以自由变形成三条腿两条腿一条腿九条腿,按一个按钮可以当体重计,按另一个按钮可以变成座便器还能自动计算这次大便重量并一键发送到微博等等共计6万多条。这可把小弟累坏了,事儿多不说,因为一个板凳就要做六万多次,一天也坐不了一个,工作效率大大下降,有时候坐到一半就不记得刚才发到微博到底成功了没有只好再大便一次但憋不出来了等等,非常残忍。还好小弟是个机灵人,苦日子没过两天,它就造了一个木牛流马替他坐凳子,木牛流马干这事儿又快又好,每坐一次还会记下来这次坐得到底舒不舒服,小弟每每睡一天懒觉,过来检查一下木牛流马的小日记本就可以了。测试工作用例化、自动化是被规模化的测试工作驱使。

隔壁老麻家的花藤子看王二的东西卖得不错,于是想仿制,但他没那么高的技术,也照顾不来那么大的客户群,于是他精心挑了一批客户对症下药,精选了一部分相对可行的功能。东西造好了,没有测试,也不知道该怎么测。他雇了一个小妹,让她搞定。

小妹起初也一头雾水,做板凳是会,可是这乱七八糟功能的一个板凳,如何坐起?思前想后,她从小弟那儿偷来了木牛流马的小日记本誊抄了一遍。仔细分析一遍之后,认为只要坐起中20次就可以了,这样虽然他们没有木牛流马,一天也可以坐完上百个板凳。拿去给麻花藤子看,他也很满意。功能大致类似的产品,或者同一产品的不同版本之间,测试用例重用是很常见的。

不久,麻花藤子被发现了,他很快对外观、形状做了大规模的改进,避免吃官司。但纯粹为了外观形状的改进没有增加新功能却可能破坏老的功能,为此,小妹把旧的测试用例拿来在新的板凳上重新坐了一遍,合格之后的产品才推出去卖。回归测试是避免新的改动破坏原有功能的重要测试。

后来小弟和小妹恋爱了结婚了,俩人一合计,都分别辞职然后开了一家坐板凳公司,专门负责坐板凳。他们也雇了很多人,设计了很多更新更好的测试用例,还针对产品需求的不同,设计在哪些时间段坐哪些测试用例,不坐那些测试用例,把这个叫做测试方案。测试完还把坐板凳的结果定时给王二和麻花藤子看,告诉他们那些地方需要改进,在质量出现波动的时候还予以提醒等等,生意蒸蒸日上。测试的主要工作有,针对产品进行测试方案设计,其中包含测试用例和测试计划,对测试的单项结果予以反馈和跟进,对测试的统计结果进行汇总并客观反馈。这是一项可以外包的工作。

大陆的教育体系中,政治课不是唯一的洗脑课,但与语文、历史、地理、劳动等课比,它最刻板、最正统、最直接。我说两件与它有关的百年不遇的搞笑事。

一、大穿帮

1988年,我们拿到一本红色封面的实验政治教材《政治常识》。这本书完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毒草,所以,后来,因为第二年的事情,这部教材成了绝版。
该书的每个结构版块,都按资本主义、苏东和“我国”编排,如果按页码算,三者的比例大概是5:3:2--系统地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并提供大量小号字的注解。这部分是最重要的最具启蒙价值的内容,也是最好看的部分。教材改革者深藏的匠心,正在这里。

而到了苏东,就开始干巴,但总还有点各国差异;到了“我国”就没法看了,从大道理到大道理,味如嚼腊。这里是改革的雷区,无法撼动,流露出腐尸的味道。

1989年秋季上高三,大家绷紧了神经迎战来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高考。政治课虽然不如数理化重要,但老师也不闲着,给大家上复习课、划重点、做模拟、押考题。

突然有一节政治课,老师走上讲台宣布:上面下文件了,政治教材中有关东欧的部分,高考不考了。原因嘛,大家都懂的,那一年,整个东欧,除了阿尔巴尼亚,都翻了天。所以,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就只剩下苏联和“我国”,占整书几分之一的吹捧东欧的部分,被逐页逐页的清除掉。

政治老师开始新一轮的押题。我记得有这么一道:为什么东欧垮台了,苏联没垮台?我们这位年青的男老师带着愤怒,一边给我们启蒙,一边无可奈何地准备应试答案:因为东欧的社会主义是苏联带去的,所以不牢靠;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是苏联人民的选择,云云。

然后,又过了几个月,到了1990,有一天,老师又跑来宣布说,上面又下文件了,苏联部分也不考啦。然后,又手把手的要我们把厚厚的吹捧苏联的部分,逐页清除掉。并且反复告诉我们,有关苏东的,考试时一个字也不会提,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我们就这样亲历了政治教育的大穿帮。而这本见证了大穿帮的改革教材,也在第二年宣布废止,成了绝版。真不知道它算是生得其时呢,还是生不逢时呢?

二、大乌龙

我考研的时候,政治课属于“4+1”中的那个“1”。校方也知道这只是个过场,所以在临近全国统一考研时间(通常是春节前两周)前不到两个月,才给大家划圈。这个圈的8成就是考卷,所以只要把圈背得滚瓜烂熟,没有不过关的道理。

考试那天,每个考场20人,不同学校的考生混编,我们和同济金融的考生一个考场。发卷铃声一响,两个监考老师把桌上印有大大的“绝密”二字的牛皮纸袋郑重地解封,从第一排第一列逆时针发卷。

第一排第一列第一个得到考卷的就是我。

我开卷一看,脑门上汗珠就出来了――都是陌生的题,没一道背过答案。当时心理就慌了,如果政治课低于55分就是单科不过线,别的科考得再好都没用。栽在政治课上不是阴沟翻船吗?

考卷已经发完,满考场只有整理纸张的沙沙声。

突然,一个很小的嘟囔从沙沙声中攸攸地飘出:“卷子发错了吧?”。这声音很小,但迅速引爆了一大片:“卷子不对”“肯定发错了”“我们没背过”···

监考老师见有骚动,赶紧制止说,“大家肃静,先把姓名考号填好,等待答卷铃声···”

低下吆喝声一片:“卷子发错了”“我们没背过”···

监考老师必定从来没见过如此大考出此类乌龙(其实我们大家都没见过),废了半天劲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然后就反问:“你们怎么知道卷子发错了?”

“因为这些题我们都不会!”一个哥们喊,并立即得了大家的附和。

监老的是个两位中学老师,听此一说,估计鼻子都气歪了,因为男老师没好气的反问:“你们不会做,就是考卷发错啦??” ――这句反问如此经典、如此合理、如此无懈可击,是嘛,学生不会做,就是老师出错题了?

我们一片喳呼。自从那声攸攸的嘟囔飘出,我的愁云早就一扫而光,和另外9个人可着劲地嚷嚷和比划。

男老师感觉可能确实有点不对劲,说你们先别吵,不要影响同济的同学正常考试,我去问问。

时间不长回来了。他说,别的考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上面来电话,说考卷是邓小平理论,你们应该考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吧?

“对呀!”下面又喳呼一片“为什么坚持死相鸡笨原则――我们哪知道啊”“是啊,没背过啊”

“好了好了好了”,老师说,“发错卷的同学先到外面等等,一会把时间补给你们,不要影响其他院校的同学”。

然后,我们这批人,一共几十个,就在考场外溜达,交换着打开试卷那一刻的惊骇感。过了两个小时,新试卷来了。打开一看,全会!没一道题超出划圈!滚瓜烂熟!

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就交卷了。这次政治课,我考了七十多分。

来源:2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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