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的时候，同班一直有个本家，学习成绩一直令人发指得很好，问题是他老妈跟我舅妈是同事，这就很糟糕——十二年中小学教育的后半段，很明显我忘了这段糟心的日子——每每会被当作榜样，我也就习惯了。
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跟所有其他恶心的学校一样，要求必须佩戴校徽和红领巾(说句题外话，校徽这回事，我是消费者，凭什么被你个商户牵着鼻子走？红领巾，既然你也承认他是荣誉，为啥要我天天挂着那么不低调？中国人不谦虚的品质都是从小惯出来的)，我跟这位本家被选作每周四结伴的校方帮凶——挂着一个巨傻逼的条幅站在校门口检查红领巾。检查完了，记下班级姓名，并且不准进校。如果遇到校长，还要交给校长处置。我当时还非常走狗地执行地非常好，为什么我做走狗天分这么高。。。
这其实是个很光荣的事情，只有在少先队有点职务的人才有此殊荣。小的不才，是个一道杠(什么？确实不才？我去你妈的！)，而我这位本家是个三道杠。好死不死，有一天我本家的三道杠牌子丢了。这在我们看来是个大事，跟现在丢了身份证的感觉差不多，而且没有人挂失过。刚好那天遇到了学校大队长(这个大队长是教工，不是武汉五道杠那种)，他说小事儿一桩，你们站岗完了到我办公室来。
于是站岗完了我们就真的去了。去了大队长头也没抬，问我本家，“你是个几道杠啊？”。
“三道”
“哦”。然后递过一个三道杠的牌牌。我当时就懵了，我了个去，这也太容易了。
“那啥……我的牌牌也丢了”
“哦？那你是个几道杠啊？”说着，大队长拉开抽屉开始翻。
“三道”
“哦”。然后一个三道杠牌牌被递过来。